这套随笔丛书是用出版社的名字命名的，这种流行于海外出版社的编辑方式在国内还很少有出版社运用。学苑出版社的这次尝试，说不定还是出版界首创呢（因为没有调查，不好说死）！我想不是别的出版社没有想到这一招，而是大多数出版社的名字限制了它们不能这样做。过去大多数出版社都是用所在省市的名字，或是主管机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如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建筑、财经之类，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命名的。用这样的名字命名文艺、人文、社科之类的书系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按说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名字的国家，孔子就说过“名不正，言不顺”。自古以来为了起个好听的名字许多人是费尽思力的。有权势地位的或有经济力量的自不必说，就是我家乡没有文化的贫苦百姓也有对好名字的追求。听父亲说过，六七十年前，每家生了男孩子都要郑重地为他命名。没有文化的穷人家也要花上一块大洋请乡村的教师（在那时农村教师几乎是所有有关文化事宜的顾问）为他起个非常雅气的名字和同样典雅的表德（也就是通常说的“字”）。如希望长寿的名修龄，字彭年；希图富贵的名廷璧，字蕴辉等等。这些有了美名的人，可能一辈子只用两次，一次是写在家谱上，一次是死后写在神主牌位上，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是“猪娃儿”“狗蛋儿”，人们仍用他们的小名称呼他们。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并不因为没有用而改变他们对于名子的重视。这不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反映了他们对文化的追求。
近几十年来，民间这种对“文”追求的传统曾一度被忽视了，事事皆归于“朴素”，人人以粗鄙为美。不仅老百姓不讲“文”了，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也不追逐文采了。到了“文革”，“无文”、粗俗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而追求文采，它所可能招致的最轻批评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严重一点，就会被人们发现追求文采背后还有某种“反动的政治企图”，可知文化界的“无文”，并非是文人都去白吃干饭了，根本不懂“文”，而是有意地在躲避“文”。因此，以传播文化为职责的出版社没有给自己起个有点文采的名字也是不奇怪的。
20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政治上的宽松，重新唤起人们的文化意识和对文采的追求，出版社的增多和命名上的讲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现在出版社增加到560余家，每省市平均在20家以上。其名字也不局限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方面，文化单位开始有“文”了。“学苑出版社”就是在呼唤文化的高潮中涌现的一个新型的出版社，它为丛书起了一个富于文采和与本社服务对象相称的名字：学苑丛谈。苏轼有诗云：笔砚耕学苑，戈矛战天骄。它形象地表现了“学苑”是文人们的聚会和向学之所，用它来命名这套随笔和杂谈丛书是名实相符和十分恰切的。希望更多的从事学术研究与爱好学术的人们进入“学苑”，分享耕耘与收获的愉快。
随着学苑出版社的成长与发展，希望这套丛书也能连绵不断，继续编纂下去。我想书系也像攀登高峰的登山队一样，腰间要系一根绳索，以免在攀援中迷失。出版社也是如此，在书籍的瀚海中，把题目或体裁类似的作品串作一系，不是分外醒目而令人关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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